自杀 是由于意图致命的自残行为而导致的死亡。自杀行为 包括从企图自杀和准备行为到完成自杀的一系列行为。自杀意念 指考虑、考虑或计划自杀的过程。
科学、宣传和去污名化的进步导致了与自杀相关的许多术语的演变，包括：
自杀意念：指思考、考虑或计划自杀的过程
自杀意图：通过自杀行为结束自己生命的意图
自杀未遂：一种针对自身的非致命但可能造成伤害的行为，其意图是通过该行为导致死亡
自杀倾向：可能的自杀经历的范围；没有具体说明是否存在自杀意念或自杀未遂，或者意念或自杀企图的性质是否是长期（或反复）发生的，或者是单一事件还是多个事件
自杀未遂幸存者 (Suicide attempt survivors) ：有自杀念头或企图的个人经历的人
自杀身亡幸存者或自杀丧亲者：自杀身亡者的家人或朋友
死于自杀：推荐的语言优于“自杀”一词；其他可接受的简单语言表达包括“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夺走了自己的生命”
非自杀性自伤（NSSI）和自伤行为（SIB）是用于描述在无自杀意图下故意伤害自身的行为的术语；割伤是最常见的形式，其他还包括烧灼、抓挠、撞击，以及有意阻止伤口愈合等。这些都不是自杀行为的一部分；然而，对有这些行为的人的初步评估应该包括对自杀意图的评估。此外随访中应持续评估自杀风险，因NSSI和SIB是自杀的危险因素（1）。
使用清晰且一致的术语很重要；如果医疗保健专业人员能明确表达当前的实际问题（例如构想或尝试）并包含相关细节，沟通会更加有效。
（另见儿童和青少年的自杀行为和2024年国家预防自杀战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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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行为的流行病学
全球每年有超过72万人死于自杀，是15至29岁人群的第三大死因（1）。
自杀行为的统计数据主要基于死亡证明和调查报告。尽管美国自杀死亡率监测体系在改进，但报告率仍被认为低估了真实发生率。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建立了一个名为国家暴力死亡报告系统（NVDRS）的州级系统，该系统从各种来源收集有关每起自杀案件的事实，以提供更清楚地了解自杀的原因。NVDRS现在已在所有50个州，哥伦比亚特区和波多黎各实施。
2000至2018年间美国自杀率持续上升，总增幅达37%（从10.4/10万人年增至14.2/10万人年）（2）。2018至2020年间下降5%。2022年回升至2018年水平，2023年基本保持稳定（14.2/10万人）。
美国自杀率因年龄、性别和种族/民族而异。从 2021 年到 2023 年，自杀是各年龄段人群第 11 大死亡原因（3）。在2023年，它是10至34岁人群的第二大死因。75-84岁（19.4/10万）及≥85岁（22.7/10万）人群自杀率最高。非西班牙裔美国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原住民自杀率最高（23.2/10万）。
就自杀相关经历的范围而言，2023 年美国估计有 1280 万人认真考虑过自杀，370 万人制定了自杀计划，150 万人自杀未遂，49000人自杀身亡（2）。自杀意念在普通人群中相当常见，在临床患者群体中更为普遍（4）。在那些考虑自杀的人中，很少有人会有自杀念头或冲动。那些即使在医学上严重的自杀未遂事件中幸存下来的人中，超过90%的人不会继续自杀 (5)。从全生命周期的角度来看，青少年和年轻人是自杀意念发生率最高的群体；女性的自杀未遂率高于男性，但男性的自杀死亡率却是女性的两倍以上。
由于自杀被认为是一种多因素影响的复杂健康结果，因此很难确定人群自杀率变化的原因，但一般认为这与诸多因素相关，例如对心理健康和求助行为的文化态度、心理健康服务的可及性、获取致命手段的便利性以及其他众多影响因素。外部的社会趋势和个人经历被认为与内部的个人风险因素相互作用，例如经历过创伤或有可能增加自杀风险的遗传倾向(6）。
每6个自杀死亡者会有1个留下遗书 (7)。内容可能暗示或指明导致自杀的因素（例如，精神疾病、绝望感、认知局限与感知应对选项的收窄、成为他人负担的感觉、孤立感）。这些和其他生活压力或损失的交叉点可能会导致自杀。
男性自杀死亡人数超过女性，全球约为2.5:1至4:1 (8) ，美国接近4:1 (2)。其原因尚不清楚，但可能的解释包括：
男性在遭受精神痛苦时寻求帮助的可能性更小。
男人更具攻击性，在试图自杀时会使用更致命的手段。
男性自杀人数包括军人和退伍军人的自杀人数，这些群体中男性比例高于女性。
美国青少年自杀率在1990年代经历十余年增长后曾出现下降。2000年代初再次上升。儿童和青少年自杀率上升趋势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包括以下几点（9）:
未得到充分诊断和治疗的精神疾病（包括重度抑郁症、双相情感障碍、物质使用障碍、精神病、进食障碍、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焦虑障碍和/或创伤）
2000年代初及近年COVID疫情期间家庭枪支拥有量显著增加（即致命手段更易获取）（10）
童年不良事件（包括虐待、忽视、失去）
创伤或损失的经历（包括不稳定的家庭环境；与患有精神疾病的父母一起成长；遭受同伴自杀和/或死于自杀的亲属；遭受基于种族、性别或性取向的欺凌或歧视）
社交媒体对自杀倾向的影响具有复杂性。某些涉及欺凌与受害的社交媒体接触可能增加自杀意念和尝试风险，而以社交联系为主的类型则具有保护作用（11, 12, 13, 14）。关于社交媒体/网络接触时长（"屏幕时间"）的影响，研究结果不一：部分研究表明睡眠剥夺等因素介导的接触时长增加会提升自杀行为风险，也有研究显示无显著影响。
2024年，美国卫生局局长呼吁国会在社交媒体上添加警示标签，因其对青少年和年轻成年人的心理健康具有危害性(15)。然而，监管干预措施的益处尚不明确。例如，一些数据表明，监管机构发布的关于儿童和青少年使用抗抑郁药可能增加自杀风险的黑框警告，或许导致了重度抑郁症治疗率的下降（16、17）。
流行病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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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方法
自杀方式的选择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文化因素，自杀手段的可实现性以及自杀决心的大小。例如，农药自身中毒在亚洲和西太平洋国家的农村地区更为常见（1)。有些方法（如高处坠落）是几乎不可能生还的，而其他方法（如服药）则还有抢救的可能。然而采用不是非常致命的方法并不意味着自杀意图不强烈。
为了 自杀企图， 摄入非法药物、药物或毒素是最常用的方法。暴力手段，比如开枪和上吊，在自杀未遂中并不常见，因为这些方法的死亡率更高。
2023年美国数据显示，枪械是自杀完成的最常见手段，占比超半数(55.33%)(2)。男性比女性更多地使用这种方法（3，4）。其后常见方式分别为窒息(24.37%)与中毒(12.09%)。
自杀传染 指一种现象，在这种现象中，社区、学校或工作场所的自杀似乎会导致其他人的自杀。高度宣传的自杀可能会产生非常广泛的影响。受影响的人通常是那些已经很脆弱的人。人类是一种容易互相模仿的社会性动物，由于青少年所处的心理和神经发育阶段，他们比成年人更容易进行模仿。据估计，在所有青少年自杀事件中，受传染因素影响的比例在1%至5%之间（有些估计高达约10%）（5，6）。
通过接触试图自杀或死于自杀的同龄人、媒体对名人自杀的广泛报道，或流行媒体对自杀的图形和/或耸人听闻的描绘，都可能发生传染。相反，带有积极信息的自杀预防相关媒体报道可减轻对易感青少年造成的自杀模仿风险及其影响。积极主题的自杀预防信息通常包括将心理健康斗争描述为生活和人类健康经历的一部分，而不是与寻求帮助和治疗有关的耻辱。在发生自杀事件后，学校或工作场所的自杀预防信息应明确传达失去一名群体成员的悲痛事实，表达对悲伤群体的支持，并提供可获得的援助资源。群体领导者在书面或面对面会议中讨论自杀、总结失落时所使用的语言非常重要。有关沟通及书面沟通模板的更详细信息，可参阅美国自杀预防基金会免费提供的自杀后工具包。
其他类别的自杀 极为罕见。包括
集体自杀
谋杀/自杀
“警察自杀”（某人的行为导致执法人员采取致命武力[如挥舞武器]的情况）
方法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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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行为的危险因素
自杀是一种复杂的健康相关事件，涉及一系列遗传、环境、心理和行为因素。心理尸检研究清楚地表明，在每一次自杀事件中，死者都面临着多种自杀风险因素 (1, 2, 3)。自杀死亡在精神病患者中比在年龄和性别匹配的对照中更常见(1)。在一些研究中，近90%的自杀者在死亡时患有可诊断的精神疾病（4）。(参见表格精神障碍患者的自杀风险增高。)
精神障碍患者的自杀风险增高
精神障碍或疾病 | 自杀风险增高(与普通人群相比) |
|---|---|
45.1 (SMR) | |
女性31.0(SMR) | |
19.7(SMR) | |
17.1(SMR) | |
女性16.4，男性8.8(SMR) | |
13.5(SMR) | |
12.9(SMR) | |
3.3(OR) | |
女性7.5(SMR) | |
2.5(OR) | |
OR=比值比(特定障碍组自杀几率与普通人群自杀几率之比，其中自杀几率定义为该组自杀死亡人数与非自杀死亡人数之比)；SMR=标准化死亡率(特定障碍组观察到的自杀死亡数与参考人群预期自杀死亡数之比) 改编自Chesney E, Goodwin GM, Fazel SRisks of all-cause and suicide mortality in mental disorders: a meta-review. World Psychiatry.2014;13(2):153-160.doi:10.1002/wps.20128 | |
自杀的最常见、最有效和可补救的风险因素之一是 抑郁症(1)。对于抑郁症患者，在抑郁症更严重的时期，以及当其他几个风险因素汇聚在一起时，自杀风险会增加。此外，当严重的焦虑、冲动、物质使用和睡眠问题与重度抑郁症或双相抑郁症同时出现，或作为这些疾病症状时，自杀似乎更为常见。
精神分裂症患者死于自杀的比率比一般人群高得多，多达14%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死于自杀（5）。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杀风险增高的相关因素包括：疾病早期阶段、抑郁发作、幻觉症状、无法获得或未坚持有效治疗、功能残疾、绝望感以及静坐不能。其他众所周知的自杀心理社会风险因素包括关系破裂、失业和失去。
酒精和违禁药物可能会增加抑制解除和冲动，并使情绪恶化。在自杀死亡者中，超过三分之一曾在自杀前摄入酒精，其中约半数处于醉酒状态（6）。年轻人通常更容易冲动行事（包括酗酒），因此对酒精的影响特别敏感；中等程度的醉酒可能导致他们采用更致命的自杀方式（7）。酒精使用障碍 患者自杀风险增加，即便在他们清醒的时候。事实上，滥用酒精的人，尤其是那些酗酒的人，在干涩的时期往往会有深深的自责感，而这种自责感可能与更高的自杀风险有关。
新发或近期诊断的一般疾病也会增加自杀风险（例如糖尿病、癫痫症、慢性疼痛、多发性硬化症、癌症、艾滋病毒感染）。残疾、疼痛或对严重健康状况的新诊断的心理影响也会增加自杀的风险。一些一般性医疗疾病直接影响大脑的生理功能，因此可能增加自杀风险。严重的疾病，特别是慢性和痛苦的疾病，是导致老年人自杀的重要原因，一项研究显示，30%以上的自杀发生在有身体健康问题的患者身上(8,9)。
患有人格障碍的个体有自杀倾向，尤其是患有边缘型人格障碍的个体，他们通常存在压力不耐受和人际反应模式问题，包括自残行为和攻击性。
创伤性的童年经历，特别是性虐待、身体虐待或父母忽视，与自杀未遂相关（10, 11, 12）。
自杀风险的遗传学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似乎会影响自杀风险。虽然自杀风险可以在家庭中运行，但基因似乎只占该风险的一部分（13）。 自杀、自杀未遂或精神疾病的家族史与自杀风险增加有关。
还有证据表明，基因和环境的相互作用会导致自杀风险（14）。影响基因表达的表观遗传变化（例如，DNA 甲基化）可能通过影响神经生理学、认知或压力调节来增加或降低自杀风险。这意味着负面经历（如创伤）和相反的积极经历（如心理治疗的社会支持）实际上可以改变基因表达并显着影响个人的适应力和自杀风险。
心理特质如冲动倾向、认知僵化、人际排斥敏感性或严重神经质也与自杀风险增加相关。
自杀的风险因素 列于自杀的风险因素和警告信号表中。
自杀的危险因素和警戒信号
危险因素类型 | 特定因素* |
|---|---|
自杀史 | 之前有自杀未遂 有详细的自杀计划，逐步采取措施来实现计划（获取枪支和药物），行事小心避免被发现 |
其他病史或暴露 | 有自杀或精神障碍家族史 童年创伤经历，包括身体虐待或性虐待 接触他人自杀事件 遭受基于种族、性取向或性别认同的歧视 欺凌或其他羞辱经历（例如网络欺凌、社会排斥、歧视、职业或法律问题） |
社会处境与历史 | 失业或财政困难，特别是如果它们导致经济状况急转直下时 最近丧偶或家人或朋友去世 近期分居或离婚 最近被捕或卷入法律或司法系统 社会孤立 职业转型期 |
共患病 | 抑郁性疾病（尤其是初发期及刚开始抗抑郁治疗时），参见抗抑郁药物与自杀风险 边缘型人格障碍和其他人格障碍 慢性疼痛 慢性身体疾病 慢性的、巨大痛苦的或致残性的躯体障碍，特别是以往身体健康的患者 |
临床特点 | 明显的内疚，无能感，绝望感；感到成为他人的负担；自我贬低；虚无妄想 对身体疾病（如癌症、心脏病、性传播感染）或其他妄想（如贫穷妄想）的妄想或近乎妄想的信念 命令性幻听 冲动、敌对人格 冲动和攻击性 |
药物和药物使用 | 酒精使用障碍、阿片类使用或其他物质使用障碍（包括滥用处方药），特别是近期使用量增加 会导致自杀行为的药物的使用（如突然停用帕罗西汀和某些抗抑郁剂会使抑郁和焦虑症状加重，增加自杀行为风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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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抑郁药物与自杀风险
当前应对自杀风险的临床方法是：不仅要处理患者的主要精神疾病，还需将自杀风险本身作为独立的临床关注重点（15）。患有抑郁症和其他精神疾病的人存在较高的自杀风险，对其自杀行为和自杀观念必须严密监测。抑郁症治疗早期自杀危险可能提高，因为此时精神运动性迟滞和犹豫不决的症状可能有所改善，但抑郁情绪仅部分缓解。在开始使用抗抑郁药或调整剂量增加时，部分患者可能会出现激越、焦虑及抑郁情绪加重的情况，这可能会增加产生自杀念头，甚至在极少数情况下导致自杀行为的风险。
多项研究表明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SRIs)等抗抑郁药的初始使用与儿童、青少年及25岁以下成人的自杀意念（偶见自杀企图）风险轻微相关，但并非所有研究都支持该结论(16,17,18,19)（另见抑郁症治疗与自杀风险、自杀风险与抗抑郁药及儿童青少年抑郁障碍治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抗抑郁药物使用可能与儿童、青少年和年轻成年人出现自杀念头和尝试的关联的公共卫生警告，最初导致了这些人群抗抑郁药物处方量的显著下降（> 30%），而这些警告发布后，青少年总体自杀率却有所上升（20、21、22）。由此可见，通过劝阻抑郁症的药理学治疗，短期导致自杀死亡率升高而非降低。通过药物和/或某种形式的心理治疗有效治疗抑郁症，被认为是总体上降低自杀风险的有效途径。
综合考虑抑郁症有效治疗的重要性与潜在风险，最佳方案是在采取适当预防措施的前提下鼓励规范治疗(23)：
抗抑郁药配药量低于致死剂量
优先使用过量服用不会致命的抗抑郁药
在治疗早期提供更频繁的监测和随访
给患者和家属和其他重要人员一个明确的警示，提醒他们警惕情绪激动、失眠或有自杀念头等症状
指导患者、家属以及其他有关人员，如果症状加重或者出现自杀观念，立即联系处方医生或其他地方寻求治疗
当临床医生识别出患者存在自杀风险时，最好的做法是减少每次配药量，以避免患者在自杀尝试中使用药物。虽然大多数药物的治疗指数足够高，通常不会因过量服用而致命，但少数药物的治疗指数范围较窄；因此，对于有较高风险的患者，无论处方何种药物，减少每次配药量都被认为是最佳做法。
此外，临床医生不仅要考虑药物的风险，还要考虑不通过药物或治疗来最大程度地控制原发性精神疾病的风险，以及治疗未完全优化时对自杀风险的潜在负面影响。
危险因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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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行为的预防
预防自杀需要识别高危人群（参见表自杀的危险因素和预警信号）并实施适当的干预措施（1）。
预防自杀的努力在区域和国家层面至关重要。这些努力得到有效的医疗保健以降低自杀风险的补充。社区层面的干预措施也显示出降低自杀风险的可喜成果 (2)。此外，利用人工智能监控社交媒体平台有助于识别高风险个体并及时提供帮助（3）。
有以学校为基础的和公共卫生干预措施。一个例子是“力量之源”自杀预防项目，它是由高校青少年同伴领导的（4）。研究还表明，对自杀生命线的志愿者进行适当的培训有助于挽救生命（5）。
与加勒特李史密斯 (GLS) 纪念法案拨款相关的结果证明了普遍和选择性自杀预防计划的有效性的另一个有力例子。自 2004 年以来，这些赠款资助了美国在大学校园以及许多州的社区和部落环境中开展的青少年自杀预防活动。一项为期15年的研究报告称，美国大部分县获得了财政资助，用于开展青少年自杀预防举措，包括以下内容（6）：
建立外联、提高认识和筛查计划
提供“看门人”培训（即教育处于关键前线角色的人认识到自杀风险并相应地进行干预）
联盟的发展（通常包括一些当地团体，例如当地政府心理健康或自杀预防部门、专注于自杀预防的非营利组织、教育工作者、家长团体、信仰团体、执法部门等）
政策和/或协议的实施
热线的设立和资助
GLS 拨款的 40% 授予美国农村地区，那里的自杀率较高，而且与其他地区相比，那里的项目和临床治疗资源往往少得多。在一项对开展 GLS 活动的县进行的研究中，与未参加 GLS 计划的倾向匹配对照县相比，发现自杀行为和自杀死亡的短期和长期影响均显着降低（具有统计意义）(7）。美国农村地区的积极影响最大。
卫生系统可以采用一些策略来减少高危患者的自杀 (8)。其中一个针对儿童和青少年的框架称为零自杀，其主张对所有卫生系统工作人员开展普遍性的自杀筛查培训；利用电子健康记录以促进更优的患者照护；并采用多种干预措施（包括安全计划、致命手段防范咨询、在可能情况下与患者及家属保持良好沟通，以及适当的转诊与随访）。
在临床领域，自杀未遂后入院的患者在出院后的头几天或几周内自杀死亡的风险最高，在出院后的6到12个月内自杀风险仍然很高 (9)。 因此，在患者出院前，应告知他们——以及家人和/或密友——有关自杀死亡的直接风险，并应在出院后的第一周预约后续护理。 出院后打一个或两个简单的电话就能显著减少重复尝试的发生 (10)。此外，应告知患者及家属或朋友所服药物的名称、剂量和使用频率。
在出院后的第一个星期，家人和朋友应确保
患者不能一个人独处。
应监测患者对处方药物治疗的依从性。
每天询问患者的一般心理状态、情绪、睡眠模式和精力（如，起床、穿衣和与他人的互动）
患者的家人或朋友应让患者跟进预约，并应告知医护人员患者的进展或不足。这些干预措施应在出院后持续几个月。
尽管有些自杀未遂者或自杀死亡者让人意外，即便是与其关系亲密者也感到诧异甚至震惊，个体在自杀前还是会给家庭成员、朋友或临床医生一些明显的自杀信号。这些信号常常是很明确的，如与人讨论自杀计划或者突然立遗嘱或改变遗嘱。 然而，自杀征兆可能很隐晦，比如患者声称生活毫无意义或者说死了更好。在一项研究中，约83%的自杀死亡者在死亡前的几个月至一年内看过医生，约24%的人在死亡前一个月得到了心理健康诊断（11）。
作为住院和门诊常规护理的一部分，临床医生应了解自杀的风险因素。由于严重、疼痛性的躯体障碍、物质滥用障碍、精神障碍（特别是抑郁症）常常是导致自杀的因素，因此识别这些可能的因素并进行适当的治疗，是医生能够预防自杀的重要措施。
所有抑郁症患者都应被询问关于自杀的想法。对这样的问题会让患者产生自我伤害想法的担心是毫无根据的。询问可以帮助医生更清楚地了解患者抑郁的程度，鼓励进行建设性的讨论，并向患者传达医生了解其深刻的绝望。
即便患者威胁要马上采取自杀行为（如患者打电话来宣称将要服用致死剂量的药物，或声称要跳楼），也认为他们还是有求生欲望。求救的对象，无论是医生还是其他人，都要鼓励患者生存的愿望。
为自杀人士提供紧急精神援助包括以下步骤：
与自杀者建立关系，与其开放性地交流
查询目前和过去的精神科就诊情况和目前正在服用的药物
帮助找出导致危机的问题
为患者提供有关问题的建设性帮助，包括与患者一起制定书面安全计划
对潜在的精神障碍开始治疗
尽快将患者转介到适当的地方进行后续治疗
将低危险性的患者交给其所爱的人照顾，包括一位愿意提供帮助和理解的朋友
为这些患者提供生命线聊天和短信的 988 号码或有用网站的链接（988自杀和危机生命线，，美国自杀预防基金会）
提供有关预防自杀的信息的途径
预防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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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行为的治疗
短暂的干预措施
自杀风险评估
安全规划
密切跟进和监控
心理治疗
Medications（药物应用史）
国家预防自杀行动联盟（行动联盟）发布了针对有自杀风险的患者的推荐护理标准指南。其中包括对初级保健、行为健康和急诊科环境中的筛查、自杀风险评估和临床护理的建议（1)。
需要注意的是，自杀风险是动态的。 急性风险通常只持续很短的时间（几小时到几天）。在大多数自杀事件中，患者在急性风险期间曾在不同的医疗机构中见过，但 未检测到自杀风险。 临床医生（甚至是行为健康以外的临床医生）可以使用的减轻自杀相关风险的策略包括
使用关怀、不带评判的回应
提供简短的干预措施（例如，安全计划和致命手段咨询）
与患者的家人和密友沟通
提供危机和其他心理健康资源，例如在美国的988，自杀与危机生命热线
转诊患者以获得适当的护理
在两次就诊之间跟进患者（甚至通过电话方式）
某些时间段与自杀风险升高有关。特别是，因有自杀意念或企图自杀而入院的患者从急诊科或精神病院出院后的几天到几周的时间就是这样一个时期，因此是干预的主要点（2）。
在美国大多数司法管辖区，当临床医生预见到患者存在短期内自杀的高风险时，必须向具备干预权限的机构报告。否则可能会导致犯罪行为。高危患者在进入安全环境（通常为精神病院或急诊科）之前，不应让其独处。 如有必要，应由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例如，紧急医疗技术人员、警察）将这些患者运送到该安全环境。
除非有即将自杀的可能性，这是一种临床判断，否则美国法律不允许在未经患者许可的情况下与家人沟通。然而，临床医生应鼓励患者允许值得信赖的家人或朋友参与到心理健康支持中，从而最大限度地获得家庭成员的支持。
在美国、联合王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和其他地方开展的宣传工作旨在改革危机应对系统，转向依赖更强大的多层精神卫生资源，如流动危机小组和综合危机护理，而不是依赖急救部门和执法部门。
任何自杀行为都必须认真对待，无论它是否仅是一种姿态或企图。所有严重自伤者均需评估治疗躯体损伤并筛查自杀风险。
若确认发生潜在致死性药物或药物过量，应立即采取干预措施，包括给予相应解毒剂并提供支持性治疗（见中毒）。
任何接受过自杀行为评估和管理培训的临床医生都可以进行初始评估。然而，所有患者都应该尽快进行彻底的自杀风险评估——这通常由精神科医生、心理学家或其他训练有素的心理保健医生进行。
必须对病人是否自愿住院，是否需要强制住院或是否有必要加以约束进行评估（见行为的紧急处置）。精神病性障碍有和些严重抑郁的患者，以及有难以解决的危机者必须收治入精神病院。 可能混杂内科疾病的表现（例如，谵妄，抽搐，发烧）的患者可能需要内科住院治疗，同时给予适当的自杀预防措施。
在企图自杀之后，患者可能会否认他的问题，因为导致自杀行为的严重抑郁在自杀之后会有短暂的缓解， 尽管如此，除非患者接受持续治疗和社会心理支持，否则以后自杀的风险很高。
简短的干预措施 对降低自杀风险是有效的，被认为是最佳做法 (3)。这些干预措施可以在初级保健、门诊行为健康护理和住院护理环境中进行。这些干预措施包括
进行自杀风险筛查
进行自杀风险评估
进行安全规划干预
提供致命手段安全咨询
提供支持性的后续电话、短信或消息（已被证明可降低高危患者的自杀风险）
尽可能为患者和家人提供教育
提供危机资源
自杀风险评估 确定导致个人当前自杀风险的关键驱动因素，并帮助临床医生计划适当的治疗。 它包括以下内容：
建立融洽关系并倾听患者的叙述
了解病人自杀的背景，自杀前发生的事件，自杀发生的具体情境；
询问心理健康症状以及患者可能为治疗其心理健康状况或缓解症状而服用的任何药物或替代疗法
充分评估病人的精神状态，特别要确认患者是否有抑郁、焦虑、激越、惊恐发作、严重的失眠、酒精或药物滥用等精神障碍，除了进行危机干预外，还需要对这些问题进行治疗；
全面地去理解个人和家庭关系以及社会网络，这些常常与自杀企图和后续治疗有关
与患者亲近的家庭成员或朋友进行访谈；
询问家中是否存在枪支或其他致命手段并提供致命手段咨询（这可能涉及促进远离家中的致命手段的安全储存或处置）
临床医生可以使用经过验证的工具，如哥伦比亚自杀严重程度评定量表(C-SSRS) 或 由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 (NIMH) 开发的“询问自杀筛查问题”(ASQ)工具。
安全计划是评估后的第一步，它是一项必要的干预措施，可以帮助患者确定触发自杀计划的因素，并在自杀念头发生时制定应对计划 (4, 5)，
其他步骤应包括：向患者提供危机资源、关于清除或安全存放致命工具的建议（6,7），以及转介至 降低风险的治疗方案(如认知行为疗法、辩证行为疗法、自杀倾向的协作评估与管理系统(CAMS)、家庭治疗)(5,8-11)。临床医生还可以通过门诊或各种形式的交流为患者提供更频繁的接触，其中一些可以由医疗团队的其他成员提供（12, 13)。
心理治疗
有几种类型的心理治疗可以降低自杀风险：
预防自杀的认知行为疗法
辩证行为治疗
某些类型的家庭治疗
自杀倾向的协作评估和管理
在 预防自杀的认知行为疗法中，自杀行为被视为一种有问题的应对行为，是主要的问题和治疗目标，而不是一种障碍的症状。治疗的重点是预防未来的自杀危机。个人改变旨在通过帮助人们改变对自动思维的反应，并通过取消负面思维-行为-情绪模式的联系来实现。
辩证行为疗法 专注于提高抗压能力，识别并尝试改变消极思维模式，促进积极改变。它旨在帮助患者找到更合适的方式来应对压力（如，抵制自我毁灭的冲动）。
已经开发了几种类型的 家庭治疗，用来专门减少自杀行为，并帮助家庭支持他们的亲人。例如，安全计划是一种认知行为家庭干预，旨在提高安全性并减少自杀行为（14)。基于依恋的家庭治疗也显示出对自杀青少年及其父母的干预前景（15）。
在自杀协同评估和管理（或CAMS 中，通过提高人们对自杀冲动、关系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驱动因素的理解，降低了一个人产生自杀想法的风险。有自杀意念和/或行为的人与临床医生合作，共同制定和跟踪维持生命和增强生活动机的计划。(关于预防干预和治疗方案的完整讨论参见American Foundation for Suicide Prevention website （美国自杀预防基金会网站）)。
药物及其他治疗
使用抗抑郁药治疗（特别是选择性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 [SSRIs] 和血清素-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剂 [SNRIs]）是治疗的基石。另见 抗抑郁药物和自杀风险。
随机试验的证据表明 锂当单独给予或作为抗抑郁药或第二代抗精神病药（也称为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的辅助治疗时，可减少重度抑郁症或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的自杀死亡人数 (16）。对于患有单极性重度抑郁症（包括急性自杀意念或行为）的成年人，鼻内注射阿司他明可与口服抗抑郁药联合使用 (17)。氯氮平可降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自杀风险 (18)。针对抑郁伴自杀倾向患者的其他疗法正在研究中(19)。
电休克疗法（ECT）治疗重度抑郁症和自杀性抑郁症有效。ECT 和经颅磁刺激 (rTMS) 已被批准用于治疗难治性抑郁症，可考虑用于重度难治性抑郁症、精神病性抑郁症或双相情感障碍患者。这两种治疗形式也可能有助于降低自杀风险 (♦20, 21♦)。
治疗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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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事件影响者的支持资源
任何自杀行为都给所有相关人员带来巨大情绪冲击。失去某人自杀是一种特别痛苦和复杂的损失类型。与自杀相关的悲痛不同于其他类型的丧失，因为关于那个人为何选择自杀的问题往往没有答案，而且许多人对自杀的了解有限。为了弄清这起莫名其妙和令人震惊的事件 ，人们经常发起密集的信息搜索，并就自杀发生的原因提出一系列假设。这可能会导致内疚、责备和愤怒，因为自己和他人没有阻止自杀，也会对死去的亲人感到愤怒。自杀悲痛的这种自然部分在最初的几个月通常非常强烈，并且通常在第二年及以后减轻。
参见更多信息获取可提供给自杀丧亲者及有自杀倾向者家属的教育支持资源。
每个自杀死亡案例都会影响包括亲友、同事在内的众多关联者。一项基于人群的自杀损失研究的国际荟萃分析发现，4.3% 的社区成员在过去一年中经历过他人的自杀，而这一比例为 21.8%。在美国，发现甚至更高的暴露率 (1)。在 1432 名成年人的全国样本中，51% 的人曾经历过自杀，35% 的人在他们生命中的某个时刻达到了自杀丧亲之痛的标准（定义为经历与自杀损失相关的中度至重度情绪困扰）（2）。临床医生可以为自杀丧亲者提供宝贵的帮助。
对于因自杀而失去患者的临床医生来说，这种经历可能比其他临床相关的死亡更令人痛苦。它通常类似于医生家庭成员死亡的创伤性和极度痛苦的经历，而不是患者的死亡。在一项研究中，一半因自杀而失去患者的精神科医生在事件影响量表上的得分与经历过父母死亡的临床人群的得分相当（3）。卫生专业人员的损失经历通常具有个人和职业影响，包括痛苦、内疚感、自我怀疑、复杂的悲伤，甚至是离开职业的想法。通过多个组织（美国预防自杀基金会、美国自杀学协会、Jed 基金会；自杀预防资源中心[4])，并且还提供课程来教授受训者并使他们为失去患者而自杀的经历做好准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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