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动脉高压

作者:Mark T. Gladwin, MD, University of Maryland School of Medicine;
Andrea R. Levine, MD, University of Maryland School of Medicine
已审核/已修订 9月 2022
看法 进行患者培训

肺动脉高压是指肺循环压力升高。可因很多原因继发;一些病例为特发性。肺动脉高压时,肺血管可能出现狭窄、破裂、减少收缩和/或阻塞。严重的肺动脉高压会导致右心室负荷过重和衰竭。症状为乏力、劳力性呼吸困难,偶有胸部不适和晕厥。发现肺动脉压力升高可诊断(超声心动图可提示诊断,右心导管检查可确诊)。治疗使用肺血管舒张剂和利尿剂。在某些晚期病例,可进行肺移植。如没有可治疗的原发病因,则预后一般不佳。

肺动脉高压有三种不同的血流动力学特征(另见表 肺动脉高压的血流动力学特征):

  • 毛细血管前肺动脉高压

  • 毛细血管后肺动脉高压

  • 合并毛细血管前和毛细血管后肺动脉高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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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动脉高压的病因

许多疾病和药物会引起肺动脉高压。引起肺动脉高压最常见的原因包括:

肺动脉高压的其他几个原因包括 睡眠呼吸暂停结缔组织疾病和复发性肺栓塞

根据病理生理学和临床特征的不同通常将肺动脉高压分为五类(见表 肺高压分类)。第一类肺动脉高压(PAH)主要累及肺小动脉。

少数肺动脉高压(PAH)病例是偶发的,无明确原发病因,被称为特发性肺动脉高压。

PAH 的遗传形式(常染色体显性遗传,外显率不完全)已被确定;已发现以下基因的突变:

  • 激活素样激酶 1 型受体(ALK-1)

  • 骨形态发生蛋白受体2型(BMPR2)

  • 凹陷蛋白 1 (CAV1)

  • 内皮糖蛋白 (ENG)

  • 生长分化因子 2 (GDF2)

  • 钾通道亚家族 K 成员 3 (KCNK3)

  • 母亲对抗四肢瘫同系物 9 (SMAD9)

  • T-box 转录因子 4 (TBX4)

突变 BMPR2 导致 75% 的病例。其他突变不太常见,发生在大约 1% 的病例中。

约20%的遗传性肺动脉高压患者致病基因不明。

真核翻译起始因子 2 α 激酶 4 基因突变(EIF2AK4) 与肺静脉闭塞性疾病有关,这是 PAH 组 1' 的一种形式(1、2)。

某些药物和毒素是肺动脉高压的危险因素。与肺动脉高压绝对相关的有食欲抑制剂(芬氟拉明、右芬氟拉明、阿米雷司)、毒菜籽油、苯氟雷司、甲基苯丙胺和达沙替尼。同样,其他蛋白激酶抑制剂也与药物引起的肺动脉高压有关(3)。 孕妇服用选择性 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有发生以下疾病的风险 新生儿持续性肺动脉高压。 与肺动脉高压可能相关的药物是苯丙胺类药物、可卡因、苯丙醇胺、圣约翰草、干扰素α、干扰素β、烷化剂、博舒替尼(可能值与肺动脉高压相关)、抗丙型肝炎病毒的直接抗病毒药、来氟米特、靛玉红和 L-色氨酸(3)。

遗传性溶血性贫血的患者,如镰状细胞病,有发展为肺动脉高压(占经右心导管检查确诊病例的10%)的高危风险。其发病机制与血管内溶血及游离血红蛋白释放到血浆,消耗一氧化氮,生成活性氧,并激活凝血系统有关。镰状细胞疾病引起肺动脉高压的其他危险因素包括铁过载,肝功能障碍,血栓性病症,和慢性肾脏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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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因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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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动脉高压的病理生理

肺动脉高压的病理生理学机制包括

  • 肺血管阻力增加

  • 肺静脉压力增高

  • 先天性心脏病引起的肺静脉流量增加

肺血管阻力增高可由于肺血管床闭塞或低氧导致肺血管收缩所致。肺动脉高压以可逆性血管收缩、血管内皮和平滑肌增生肥大、慢性炎症,最终导致血管壁重塑为特征。血管收缩的部分原因是血栓素和内皮素-1(两者均为血管收缩剂)活性增强,前列环素和一氧化氮(二者均为血管舒张剂)活性降低。血管阻塞使肺血管压力增加,进一步损伤内皮。损伤激活了内膜表面的凝血过程,可能加重肺动脉高压。血小板功能异常,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剂1,纤维蛋白肽A增加和组织纤溶酶原激活物活性降低引起凝血异常和血栓形成也是可能的原因。 血小板被激活后,可通过分泌促进成纤维细胞和平滑肌细胞增殖的物质,如血小板源性生长因子(PDGF)、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和转化生长因子beta(TGF -beta)发挥重要作用。内皮表面的局部凝血不应与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相混淆,后者是由机化的肺动脉栓子引起的肺动脉高压。中的突变 BMPR2 基因占遗传性 PAH 的大多数病例,也发生在特发性 PAH 中。异常的 BMPR2 信号会扰乱 TGF-β/BMP 平衡,有利于肺动脉平滑肌和内皮细胞的促增殖和抗凋亡反应。因此,BMPR2 信号转导已成为越来越多研究肺动脉高压药物的靶点。

肺静脉压力增高 通常是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左室压力升高所致。肺静脉压力增高可造成肺泡 - 毛细血管壁损伤和肺水肿。肺静脉压力持续增高,最终可导致不可逆的肺泡 - 毛细血管膜增厚,肺弥散功能下降。肺静脉高压最常见的原因是保留射血分数的 左心衰竭 (HFpEF),通常见于有高血压和代谢综合征的老年妇女。

在继发于HFpEF的肺动脉高压中,某些血液动力学参数可预测死亡风险增加。这些参数包括

  • 跨肺梯度(TPG,定义为平均肺动脉压力至肺动脉闭塞的压力梯度)> 12 mmHg汞柱

  • 肺血管阻力(PVR,定义为TPG除以心输出量)≥3 Woods单位

  • 舒张肺梯度(DPG,定义为肺动脉舒张压至肺动脉闭塞的压力梯度)≥7 mmHg

大多数肺动脉高压患者最终导致右心室肥厚、扩张和 右心室功能衰竭。右心衰竭可使劳力时的心输出量受限。

肺静脉血流量增加 由于先天性心脏病可引起肺动脉高压。这可能发生在诸如 房间隔缺损, 室间隔缺损, 和 动脉导管未闭的条件下,大概是通过特征性肺血管病变的发展。然而,肺血流量增加的真正效果尚不明确,增加的血流量可能仅在伴随肺血管阻力或第二刺激时才会导致血管阻塞。

肺动脉高压的症状和体征

几乎所有病例都出现进行性劳力性呼吸困难和乏力。伴随呼吸困难出现不典型的胸部不适和劳力性头晕或晕厥常提示病情严重。这些症状主要由于右心衰,心输出量不足导致。雷诺现象出现在大约10%的特发性肺动脉高压病人,绝大多数是女性。罕见咯血,但可能是致命的。肺动脉膨大压迫喉返神经致声嘶(Ortner综合征)也比较少见。

晚期病人的右心衰体征可包括右室膨隆,第二心音广泛分裂(S2),肺动脉瓣第二心音亢进P2) of S2),肺动脉喷射性喀喇音,右室第三心音 (S3),三尖瓣反流杂音和颈静脉扩张,可能伴v波。此外,肝淤血和外周水肿也是常见的晚期表现。肺部听诊一般正常。患者还可能有原发病或相关疾病的表现。

肺动脉高压的诊断

  • 劳力性呼吸困难

  • 初步确认:胸部X光片、心电图和超声心动图

  • 潜在疾病的识别:肺活量测定、通气/灌注扫描或血管CT造影、胸部高分辨CT(HRCT)、肺功能、多导睡眠图、HIV检测、全血细胞计数检测、肝功能检测和自身抗体检测

  • 确认诊断并判断严重程度:肺动脉(右心)导管插入术

  • 评估病情严重性:6-分钟步行距离,N末端脑钠肽前体(BNP)或pro-BNP。

有明显劳力性呼吸困难的患者,其他方面相对健康,没有已知可引起肺动脉高压的病史或体征应疑诊肺动脉高压。

病人首先行胸部X线检查肺活量测定心电图以排除引起呼吸困难的常见原因,然后进行 多普勒超声心动图检查评估右室和肺动脉压力以及有无能引起继发性肺动脉高压的结构性左心疾病。查血常规明确有无红细胞增多症,贫血和血小板减少症。

肺动脉高压最常见的X线表现是肺门增大、血管向外周走行时截断,侧位片可见右室增大。肺活量和肺容积测定可正常或出现轻度限制性通气功能障碍,一氧化碳弥散能力(DLCO)通常降低。其他心电图表现为:电轴右偏,V1导联R>S,S1Q3T3(提示右心室肥厚),IIdao'lianP波高尖(提示右心房扩大)。

临床上继发性原因不明显时,可进行其他诊断性检查。这些检查包括

  • 通气-灌注扫描或CT血管造影以发现血栓栓塞性疾病

  • HRCT可发现未进行 CT 血管造影的患者的肺间质疾病

  • 肺功能检查以发现阻塞性或限制性肺疾病

  • 血清抗体检查(如抗核抗体[ANA],类风湿因子[RF],SCL-70[拓扑异构酶I],抗Ro(抗SSA),抗核糖核蛋白 [抗RNP]和抗着丝点抗体)可发现自身免疫性疾病。

CT血管造影或通气/灌(VQ)注扫描可提示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并且血管造影可明确诊断。CT血管造影有助于发现近端血管内血栓和血管腔纤维化改变。 根据临床实际情况选用其他检查如HIV检测,肝功能检查和多导睡眠描记。

如初步评估提示肺动脉高压,必须进一步行肺动脉导管术检测:

  • 右心房压力

  • 右心室压力

  • 肺动脉压

  • 肺动脉楔压

  • 心输出量

  • 左心室舒张压

应测量右侧血氧饱和度以排除左向右分流 房间隔缺损。 虽然肺动脉平均压>20mmHg和肺动脉闭塞压≤ 15 mmHg,且无基础病因者定义为肺动脉高压,但多数肺动脉高压患者肺动脉压明显升高(如60mmHg)。

急性扩张肺血管的药物,如吸入一氧化氮、静脉注射依前列醇或 腺苷, 通常在导管插入术中给予。 根据用药后右心压力降低程度选择药物。一度广泛应用的肺活检,因其并发症发生率和死亡率高,既非必须也不推荐。

超声心动图发现右心收缩功能障碍(如三尖瓣环收缩期位移)及某些右心导管检查结果(如心输出量降低、平均肺动脉压力增高和右心房压力增高)提示严重的肺动脉高压。

检测其他反应肺动脉高压严重度的指标有助于评估患者预后及监测疗效。这些指标包括6分钟步行距离降低和N端脑利钠肽(NT-PRO-BNP)或脑利钠肽(BNP)的血浆水平升高。

一旦确诊肺动脉高压,应回顾病人的家族史以发现可能存在的基因遗传(例如家族中有看似健康的成员夭折)。家族性肺动脉高压需要遗传咨询,告知家族成员患肺动脉高压的风险(约20%),提倡以超声心动图定期筛查。对特发性肺动脉高压行BMPR2基因突变检测可发现家族成员的发病风险。如果患者骨成型蛋白受体 2为阴性,SMAD9KCN3、和CAV1的基因检测可以进一步帮助识别有风险的家庭成员。

肺动脉高压的预后

经过治疗的患者5年生存率约为50%。然而,一些研究结果表明死亡率较前降低(如法国的一项注册登记研究显示3到5年的死亡率为20~30%,而REVEAL研究显示1~3年的死亡率为10~30%),这可能是因为目前的治疗方法优于以前。 提示预后较差的指标包括

  • 对血管扩张剂没有反应

  • 低氧血症

  • 整个机体功能下降

  • 低于6分钟的步行距离

  • 血浆NT-pro-BNP或BNP水平升高

  • 右心收缩功能障碍的超声心动图指标(例如,三尖瓣环平面收缩期偏移 < 1.6 cm,右心室扩张,室间隔变平,室间隔反常运动,心包积液)

  • 右心导管检查显示心输出量低、平均肺动脉压高和/或右心房压力高

系统性硬化症、镰状细胞病或HIV感染合并肺动脉高压(PAH)的患者较没有PAH的患者预后更差。例如,镰状细胞病伴肺动脉高压患者4年死亡率为40%。

肺动脉高压的治疗

  • 避免可能使病情加重的情形(如吸烟、高海拔、妊娠、使用拟交感神经药物)

  • 特发性和家族性肺动脉高压:静脉使用依前列醇,吸入,口服,皮下,或静脉注射前列环素类似物;口服内皮素受体拮抗剂,口服磷酸二酯酶5抑制剂,和/或鸟苷酸环化酶激动剂

  • 继发性肺动脉高压:治疗原发疾病

  • 肺移植

  • 辅助治疗:吸氧、利尿剂和(或)抗凝剂

第一类肺动脉高压

肺动脉高压(PAH)的治疗正在迅速发展。药物针对与 PAH 发展有关的 4 种异常途径:

  • 内皮素通路

  • 一氧化氮通路

  • 前列环素途径

  • BMPR2途径

内皮素途径 波生坦、安立生坦和马西替坦是口服内皮素受体拮抗剂 (ERA) 的靶向药物。

一氧化氮途径 西地那非、他达拉非和伐地那非是口服磷酸二酯酶 5 (PDE5) 抑制剂。利奥西呱是一种可溶性鸟苷酸环化酶刺激剂,也通过一氧化氮通路发挥作用。

静脉注射依前列醇(一种前列环素类似物)以前列环素通路为靶点,它可以改善患者机体功能并延长生存期,即使在插管期间对血管扩张剂无反应的患者中也是如此1)。缺点是需要中心静脉置管持续给药以及频繁发生明显的副作用(包括面部潮红、腹泻和中心静脉导管相关的菌血症)。目前可用的前列环素类似物包括吸入制剂、口服剂、皮下或静脉注射制剂(依洛前列素和曲前列环素)。Selexipag是一种口服可利用的生物活性小分子,可激活前列腺素I2受体,降低死亡率和发病率(2)。

BMPR2(2 型骨形态发生受体)途径 是一种新型药物索特西普的靶向。BMPR2 是遗传性 PAH 和特发性 PAH 患者中最常见的基因突变。索特西普 有助于恢复在与 BMP 信号相关的 PAH 患者中失调的抗增殖和促增殖信号通路之间的平衡。当添加到肺动脉高压的背景治疗中时,索特西普以剂量依赖性方式降低肺血管阻力。这种变化是由平均肺动脉压的降低驱动的,而不是肺动脉楔压或心输出量的降低。这一发现在所有背景治疗(包括前列环素输注治疗)亚组中是一致的(3)。

联合治疗一般是首选。例如,2015年的一项研究比较了口服10毫克氨苄西坦和40毫克他达拉非的单药治疗与这两种药物的联合治疗的疗效,这两种药都是每天服用一次(4)。 联合治疗的不良临床结局(死亡、住院、疾病进展或长期预后不良)少于单一治疗。 联合治疗还显着降低NT-proBNP水平,并增加6分钟步行距离及临床反应满意度。本例支持通过联合疗法作为PAH的初始治疗来靶向多种途径。 然而,磷酸二酯酶5抑制剂不能与利奥西呱联用,因为这两种药物都会增加环磷酸鸟苷(cGMP)的水平,联用有导致低血压的风险。早期治疗及静脉或皮下注射前列环素类似物可使合并严重右心衰有猝死高危风险的患者获益。

建议采用序贯联合治疗,而非初始联合治疗。研究证实,无论是单独使用还是与其他药物联合使用,马西坦都能降低PAH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在接受内皮素受体拮抗剂或前列环素类似物(以及作为单一疗法)的患者中,利奥西呱作为序贯联合疗法,能够增加6分钟步行距离,降低肺血管阻力,改善功能分级5)。FREEDOM-EV 研究发现,在使用 ERA 或 PDE5 抑制剂的基线单药治疗中添加口服曲前列环素在减少临床恶化、减少 NT-proBNP、改善功能等级和改善 6 分钟步行距离方面比安慰剂更有效(6)。

当司来帕格与PDE5抑制剂、ERA合用或与两者都联用时,司来帕格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低于安慰剂(7、8)。然而,研究表明,与马西替坦和他达拉非的初始双联疗法相比,马西替坦、他达拉非和司来帕格的初始三联疗法并不能改善肺血管阻力或血流动力学(9)。在特发性、遗传性、药物或毒素诱导的或结缔组织病相关的 PAH 患者的某些临床情况下,建议对接受双重口服 ERA/PDE5 抑制剂治疗的患者加用司来帕格 (10)。

指导方针 治疗顺序 可能正在演变。目前的建议是在导管室进行血管活性测试。如果患者有血管反应性,则应使用钙通道阻滞剂进行治疗。无血管反应性的患者应根据纽约心脏协会分级(NYHA)治疗。NYHA II至III级患者应开始使用ERA加PDE5抑制剂。临床医生可以考虑将司来帕格添加到 ERA/PDE5 抑制剂组合中。在治疗开始时NYHA分级为IV级的患者应开始肠外依前列醇加ERA/PDE5i治疗,并尽早考虑转诊至移植中心(11)。

选定的子组 有时会被区别对待。前列环素类似物、内皮素受体拮抗剂和鸟苷酸环化酶激动剂主要用于特发性PAH;然而,由于结缔组织病、HIV或门脉性肺动脉高压,PAH患者应谨慎使用这些药物(注意药物代谢和药物相互作用)。PAH患者由于肺静脉阻塞性疾病可能导致灾难性肺水肿(12),应避免使用血管扩张剂。

肺移植 提供了治愈的唯一希望,但排斥反应(闭塞性细支气管炎综合征)和感染发病率高。5年生存率为50%。肺移植适用于纽约心脏协会心功能分级Ⅳ级(定义为轻微活动时有呼吸困难而不能下床),所有药物治疗无效的复杂先天性心脏病患者,但符合其他肺移植健康标准的病人。

治疗心力衰竭的辅助疗法(包括利尿剂)对许多患者来说是必要的。除非有禁忌症,否则大多数患者应接受华法林治疗。

第二类到第五类肺动脉高压

主要治疗为控制原发病。有左心疾病的患者需行手术治疗血管病变。非多中心试验证明使用PAH特异性疗法对继发于左心疾病的PAH治疗有效。因此,不推荐2级患者使用这些药物。吸入的前列环素类似物曲前列环素已被证明可以提高运动能力。

在治疗原发病的基础上加用氧疗可使有肺部疾病伴低氧血症的患者获益。没有确凿的证据支持在COPD(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中使用肺血管扩张剂。吸入曲前列环素已被证明可以提高继发于间质性肺病的肺动脉高压患者的运动能力 (13)。由于临床试验中不良事件的增加,继发于间质性肺病的肺动脉高压通常禁用利奥西呱和 ERA (14、15)。

继发于慢性血栓栓塞性疾病的严重肺动脉高压患者的一线治疗包括肺血栓动脉内膜切除术在内的外科干预。在体外循环过程中,沿着肺血管切开有组织的内皮化血栓,其过程比急性外科栓塞切除术更为复杂。 该手术治愈了相当一部分患者的肺动脉高压,并恢复了心肺功能;在经验丰富的医疗中心,手术死亡率<10%。球囊肺血管成形术是另一种介入选择。该程序应仅在专家中心为不适合肺动脉内膜切除术的有症状患者进行。利奥西呱可改善非手术候选患者或其风险与收益比率过高患者的运动能力和肺血管阻力(5)。Macitentan 还显示出对不能手术的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患者的肺血管阻力、6 分钟步行试验和 NTproBNP 水平的改善(16)。Macitentan 在与包括 riociguat 在内的其他 PAH 疗法联合使用时也证明了安全性(17)。

合并肺动脉高压的镰状细胞病患者 可使用羟基脲,铁螯合剂和氧疗。对于有症状的肺血管阻力升高且经右心导管检查证实肺动脉楔压正常(类似于PAH的病理生理学)的患者,可以考虑使用选择性肺血管扩张剂治疗(使用依前列醇或内皮素受体拮抗剂)。西地那非可增加镰状细胞病患者疼痛危象的发生率,因此仅用于患者出现限制性血管闭塞危象和使用羟基脲治疗或输血治疗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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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点

  • 肺动脉高压可分为五类

  • 难以用其他心肺疾病解释的呼吸困难患者需怀疑肺动脉高压。

  • 先行胸片,肺功能,心电图,和经胸超声心动图来协助诊断。

  • 右心导管术可确诊

  • 第1组患者予血管扩张剂联合治疗,如治疗无效,考虑肺移植。

  • 考虑用吸入曲前列素治疗第 3 组。

  • 除非患者不适合手术,否则用肺血栓动脉内膜切除术治疗第 4 组。

  • 第2、3、5组患者主要通过治疗基础疾病、对症治疗,有时采用其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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